您是一位英雄,刘义权整理的重要档案成解放军档案馆建馆基石

  盛夏京城,热浪蒸腾。

  他很普通,工作对象是不会说话的档案。他又不普通,亲手征集和接收军事档案83万余件,为建设我军档案资源体系作出了突出贡献,让“不会说话”的档案“说出”了历史,因此被誉为“军档收集第一人”。他叫刘义权,生于1950年,原为解放军档案馆馆员,2006年4月退休后返聘,从事志愿军档案鉴定工作。现为解放军档案馆中美军事档案合作办公室专家成员。

  最近,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查找战俘与失踪人员司令部司令多娜·克里斯普海军少将,致信解放军档案馆馆长计英春,对包括刘义权在内的中美军事档案合作办公室成员表达敬佩,对中国军队对人道主义任务的重视和真诚态度表示感谢。

  解放军总医院一间病房里,59岁的解放军档案馆原馆员刘义权,专注而费力地回忆着征集我军历史档案走过的山山水水。

  他们整理的档案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参考

  一个长年在“故纸堆”中与文档打交道的普通军队干部,何以让美方深为感动、深表敬意?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进了“军档收集第一人”刘义权的军档生涯。

  汗水,浸湿了他脖子上因化疗脱落的几缕头发。“唉!”过了许久,他一声叹息,抬起眼睛,愧疚地望着记者说,“记不起来了,太多太多了……”

  1971年,喜讯传到四川德阳的贫困山区:3年前从这里参军的农村青年刘义权,表现出色被提拔为干部,并从地处大山深处的某导弹基地调到二炮司令部机关工作。

  1979年,在二炮司令部工作的刘义权被借调到豫西山区我军后方档案库。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珍贵手迹和带血的文件、烧焦的照片。

  走廊里,护士长惋惜地告诉我们:“太晚了,转移了,刘义权两个髋臼全是癌肿,骨头疼得像要裂开,每天要注射大剂量镇痛的麻醉剂,对他的记忆有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军队工作处于拨乱反正的重要阶段,总部决定从全军借调一批政治性强、保密素质高的机关干部到后方档案库,整理1927年至1949年期间我军革命历史档案。刘义权被选中了。接到任务,他立即从北京赶赴千里之外的偏远山区。

  “现在社会上说起军人勇于牺牲、爱国奉献精神总觉得轻飘飘的,而看到革命历史档案的真实记录和史料印证,我心里沉甸甸的……”在不见阳光的洞库里,刘义权做出了人生的重大抉择:在档案库长期干档案工作。

  那天,记者翻开了刘义权的档案——

  工作条件非常艰苦,档案整理全部在简易库房里进行。当时,从全军接收的100多万份历史档案散装在麻袋里,整理任务十分艰巨,每天工作都长达十几个小时。整理工作持续了15个月,刘义权越干越有劲,越干越有激情。

  1979年,刘义权开始参加解放军档案馆工作,一干就是30年。近20年来,他亲手征集和接收各类军事档案83万多件。这些档案,不用时默默无闻,一旦利用起来,也会惊天动地。如我军恢复军衔制,论证三峡工程防护,80年代后三次大阅兵筹划等重大事项都需要刘义权和同事提供档案材料。

  他,一生只立过1个三等功、受到9次嘉奖,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科室组长。直到55岁退休,还是中级职称。

  回忆那段岁月,刘义权说:这是平生第一次接触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领导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珍贵史料原件。整天和革命历史档案在一起,就好像直接聆听领袖的教诲,感到自己的心和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紧贴在一起。

  在军队档案系统,刘义权收集档案时间最长、收集整理的档案最多、做出的贡献最大,被誉为“军档收集第一人”。

  然而,他退休生病后,军委、总部首长来看望他,解放军档案馆颁发给他“兰台奖”特等奖。美国国防部代表团来馆访问,听了他的事迹介绍,深受震撼,为他鼓掌,向他致敬……

  正是刘义权他们亲手整理的这批重要档案,成为解放军档案馆建馆的重要“基石”,其中有许多珍贵档案为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大决策直接提供了重要史料印证。1981年5月,党中央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时,与会的一些老同志对“草案”中红军到达陕北时的总人数2.5万人的说法提出数字偏低的质疑。解放军档案馆从这批档案中查证汇总出红军陕北会师时总人数为3.3万余人。参照这个数据,党中央正式通过的《决议》里,表述陕北会师红军总数为“3万人左右”。

  一位同事感慨:“在民间收藏热情高涨的盛世,老刘征集的珍贵历史文献,每张旧纸片都是红色收藏的经典,要论收藏价值,他完全可以成为亿万富翁。可老刘两手空空,他所想的只是为了丰富军队档案资源竭尽全力!”

  一名平凡的中国军人,为何感动了首长,感动了战友,感动了外军?

  在窑洞里守护红军档案的老馆长震撼了他

  为了征集档案,他跑遍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300多个县市。一年,在征集红十三军历史档案途中,刘义权遭遇了严重的追尾事故,现场的人乱成一团,他却紧紧抱着装有档案的皮包不撒手。有了这批珍贵档案,“丢了”的红十三军找到了。

  含着眼泪,解放军档案馆馆长计英春、政委孙德飞说:刘义权从事档案工作38年,直接收集和参与收集的我军历史档案有83万份。他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却用毕生默默无闻的奉献,为我们这支军队、这个国家、这个星球留下了永不消失的记忆!

  对档案工作重要作用的亲身感受和炽热之爱,让刘义权做出了人生重大决定:离开大都市的高级机关,调到艰苦的后方档案库长期从事档案工作。

  2006年7月,军委领导访美,赠予美方几份档案的仿真复制件,包括美军飞行员科尔用烟盒画的被中国军民救助的漫画和失踪的美国飞行员迪恩的下落。由此,开启了中美军事档案合作的序幕。

  他这一辈子,几乎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抢救承载历史记忆的珍贵档案

  和他一同借调来的同志听说后很吃惊,说:“你是从山沟儿调到北京的,活儿干完了,回北京多好!真要在这山沟干一辈子档案,值得吗?”

  2008年2月,中美两国国防部就查找朝鲜战争前后美军失踪人员下落开展军事档案合作签署相关备忘录,双方军事档案合作正式启动。同年7月,刘义权作为专家成员,被编入解放军档案馆中美军事档案合作办公室,分工负责从中国人民志愿军等档案中查寻相关线索。在这个特殊岗位,刘义权以顽强精神,践行中国军人对人道主义关怀的真诚态度与庄重承诺。

  推开沉重的铁门,记者走进解放军档案馆的库房。只见装载数以百万份我军历史档案的铁柜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尽头。

  刘义权说:“现在社会上说起军人勇于牺牲、爱国奉献总觉得轻飘飘的,而看到革命历史档案的真实记录和史料印证,我心里是沉甸甸的,没有办法不为我们的党和军队骄傲,为自己是一名革命军人自豪。我要一辈子爱档案、干档案。”他再次郑重向组织请求重返后方档案库工作。

  刘义权每天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逐件查找线索,一翻就是几小时。每天超负荷工作,刘义权忽视了身体发生癌变的信号。去年9月3日刘义权被确诊为直肠癌三期,实施手术后,医生发现癌细胞已发生转移实施化疗,但化疗未满一个疗程,他就拖着病体开始了工作。今年3月,病情加重,他还是坚持工作,下班后再去化疗。

  随便打开一个铁柜,档案保管利用处处长宋传富指着一排排的卷宗说:“只要是卷脊上暂时没有填写全宗说明和案卷标题的,都是老刘和征集处的同志们征集来的。”记者发现,这样的卷宗,有的占了档案柜的一半还多。

  1981年10月,刘义权正式调入解放军档案馆,被分配到第一档案库工作。

  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档案代表团访问解放军档案馆,刘义权身穿白大褂、戴着白手套,扑在堆满档案的桌子前查找着美军失踪人员的线索,令美方深为震撼。代表团成员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查找战俘与失踪人员司令部司令多娜·克里斯普海军少将将一枚写有“等待你们回家”的纪念章放进他的掌心,说:“我代表被俘失踪人员的亲属感谢您,对所有美国人民来说,您是一位英雄,您用最珍贵的时间为我们进行查找工作,再一次感谢您……”

  翻开刘义权亲笔登记的《征集接收军事革命历史、现行档案登记表》,记者看到其中几页这样记载:“1986年,从1月9日到6月30日,先后到济南、合肥、太原、广州、石家庄、郑州、信阳、哈尔滨等地征集档案13982件……”

  刘义权到新岗位后,负责清理档案库遗留的十几万件待销毁档案材料。刘义权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把其中有价值的全都精心挑选出来。

  最后一次化疗出院后,刘义权强忍疼痛,一步一步挪到办公室,又坚持工作了4天。他负责查找的6万多件档案中,目前还剩不到9000件没有鉴定完。

  枯燥的数字,背后是令人震惊的跋涉。几十年来,刘义权北上南下,足迹遍及全国,行程不计其数,把星散各处的我军历史档案,像燕子衔泥筑窝一样,源源不断收集到解放军档案馆。

  馆领导夸赞:这个刘义权不光思想好,而且具有甄别、鉴定档案价值的灵敏嗅觉,真是一个干档案的“好苗子”。

  6月12日,刘义权病情恶化,必须入院治疗。他早早来到办公室,一遍又一遍地擦拭、整理着桌面。同事劝他回家休息,刘义权却一个劲儿叹息:“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完呢!”(孙文晔
张彦中)

  翻开这些档案,历史风尘扑面而来。在档案馆技术室,记者看到一块焦黄泛黑的“档案砖”。这批档案在地窖里放了几十年,上面有水渍,有血迹,每一页都粘在一起,技术人员正小心翼翼一张张分离,片纸只字不能丢。

  1983年,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刘义权,被选送到军事学院深造。这次学习,不仅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也使得他从当初对革命历史档案的朴素感情,升华为对档案事业的价值认同。

  宋处长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一次,刘义权到陕北一个偏远小城征集一批红军时期的珍贵档案原件。当地档案馆设在一间破旧窑洞里,门前蹲着一个抽烟袋的陕北老汉,刘义权问馆长在哪里,老汉说:“我就是。”刘义权非常震惊:没想到如此珍贵的历史档案,竟然存放在这样破旧的窑洞里;没想到条件如此艰苦,还是有人默默地守护档案!

  刘义权深切感到,档案工作虽然平淡无奇,但档案事业却是一项守望历史、传承文明的千秋功业,他从内心深处激发起干好档案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宋处长说:“由于战争年代部队常年转战,我军不少具有珍贵价值的历史档案散落各地,有的保存条件较差,有的处于自然损毁状态。老刘一辈子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档案尽快抢救回来……”

  一次,他去陕北一个偏远小城征集档案,当地的档案馆设在一孔破旧窑洞里。在这里,存放了一些红军时期的珍贵档案原件。刘义权找人联系,只见窑洞口蹲着一个抽烟袋的陕北老汉,便向他询问馆长在哪里。老汉说:“我就是。”

  这些档案,满纸腥风血雨。记者翻开一份红军广昌保卫战的作战部署电报,只见周恩来在上面写道:“秘密,阅后焚去!!!”连续3个惊叹号,令人触目惊心。

  刘义权非常震惊:没想到如此珍贵的历史档案,竟然存放在这样破旧的窑洞里;没想到条件那么艰苦,还是有人在默默地守护档案。他由此想到,还有多少珍贵的历史档案散存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收集、抢救档案的责任很重、时间紧迫啊!

  “当时,红军到了危及存亡的最紧要关头,连烧文件都来不及,这份电报才幸存到今天。”宋处长告诉记者,据统计,红军最后带到陕北的档案材料只有50余斤、约数千件。红一、四方面军甚至没有留下一张长征途中的照片……

  主笔起草我军档案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文件

  “可想而知,现在还遗存在世的我军历史档案,有多珍贵!解放军档案馆,是惟一收藏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军历史档案和全军撤销单位永久档案的国家级档案馆。老刘这辈子,每一天几乎都在和时间赛跑,都生活在焦虑中!”

  从1986年开始,刘义权一直从事军队档案收集工作。在军队档案系统中,大家公认刘义权做档案收集工作时间最长、收集整理的档案最多、作出的贡献最大。

  “他收集来的每一页档案都记载着惊天动地的故事,他自己档案的每一页却很简单。现在他病了,你让他回忆吃的苦、受的累,他已经想不起来了……”说到这里,宋处长哽咽了。

  20多年来,刘义权收集的各类档案,时间上涵盖了我军建设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内容上涉及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其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之高难以估量。

  他失去的记忆,战友们替他找回:他是我军历史长河“淘宝第一人”

  一位同事感慨:“在民间收藏热情高涨的盛世,老刘征集的珍贵历史文献,每张旧纸片都是红色收藏的经典,稍微有点私心,就能卖出个好价钱。可老刘固守清贫,没有一丝一毫的杂念,他所想的只是为了竭尽全力丰富馆藏资源!”

  面对“失忆”的刘义权,记者只能寻访他的战友,从别人的记忆里寻找他的脚印。

  由于战争原因,我军历史上许多重要阶段和重要方面的历史档案还存在空白,急需进行抢救性、保护性征集。刘义权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跑了25个省份、300多个县市,对散落在各类机关单位、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以及民间的军队历史档案进行了重点征集,取得了大量珍贵史料。

  在档案征集处,与刘义权一起出差收集档案次数最多的原处长李凤明,给记者提供了一张清单,向记者讲起他记忆中的“老刘之最”——

  一年,刘义权得知浙江、福建等地的市县党史办有200余件珍贵的红十三军档案史料,非常兴奋。红十三军是1930年5月在浙南建立和开展对敌斗争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一支红军部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两年多。这支红军部队的相关档案资料当时在解放军档案馆还是空白。

  最偏僻的一次:“1986年,到秦岭南坡的陕西省凤县,一路都在深山里转,沿着嘉陵江畔迂回,先后16次跨过汹涌的江面。这段路是有名的‘秦蜀天险’,路旁都是让人望得脖子发酸的高山。”

  刘义权马上向馆领导汇报,急匆匆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就挤上了赶往该地的列车。到达目的地后,他反复与当地文史部门交涉,在雨季的南方等了7天,最终完成了征集任务。这批珍贵档案,不仅对系统研究红军历史有重要价值,而且在以后举办的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红军长征档案史料展览上,成为一个夺目的亮点,引起广泛关注,反响十分热烈。

  最危险的一次:“1990年,在福建漳州,刚出城就下起大雨,密密麻麻的雨点打在车窗上,司机视线模糊,一不小心,车一下钻到前面一辆卡车下面,差一点就车毁人亡。当时,现场乱作一团,刘义权一声不吭,把装档案的皮包紧紧抱在怀里。”

  刘义权在工作实践中深深感受到,做好档案收集工作,必须从制度上探索加强我军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有效办法。针对军队档案系统移交、接收档案过程中存在随意性大、缺乏统一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的问题,刘义权主笔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接收文书档案细则》,并于1994年以总参办公厅名义下发。这是我军系统规范军队文书档案移交、接收工作的法规性文件之一,对档案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反复最多的一次:“1986年,到南方某地征集档案,天一直在下雨,等了7天,也没能进去,只好回京。时隔几年再去,洪水冲断了路基,还是空手而返。印象中,前后至少去了4次。”

  不肯降低标准的“死心眼”

  时间最长的一次:“1990年,全年连续跑了全国20几个省市。在西安,一呆就是几个月,去的时候穿冬衣,回来树都发芽了。那年,我们还跑了不少老区,太行山、江西、延安、遵义……”

  档案是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在刘义权眼里,档案的安全重于一切。

  精神最紧张的一次:“2002年到广州,收集到的一批档案机密程度比较高,装了4个箱子坐火车回京。尽管按携带机要文件的规定坐包厢,但老刘一夜没有合眼,眼睛直勾勾盯着这几个箱子。”

  1990年,刘义权到闽北山区征集档案,在搭乘顺路车返回县城的途中,由于雨天路滑,所乘车辆与一辆运输车发生追尾事故,车的前半部钻进了运输车的底部。当时,现场的人乱成一团,刘义权却紧紧抱着装有档案资料的皮包不撒手,保证了档案安全。这样惊险的事,刘义权不止一次遇到。

  最难受的一次:“记不起哪一年了,到云南昆明收集档案,在火车上坐了3天,一直吃方便面、榨菜、面包,老刘患有十二指肠溃疡,看见方便面胃里就泛酸水,实在坚持不住了,在站台上买了一点盒饭。”

  在工作实践中,刘义权处处把确保档案安全作为第一标准。1986年,原存于后方档案库的大批档案调运北京。承办这件工作的领导和同事出于卫生和美观的考虑,用地毯将档案库和办公区装饰一新,大家看了都很高兴。刘义权却十分着急,坚决反对,一连几天找领导提意见,说:“档案库放地毯不仅容易吸湿受潮,还会滋生有害微生物和小虫子,对档案保管不利。”馆里为此专门召开办公会研究,认为他的意见合理,把地毯撤掉了,排除了档案安全隐患。

  最失望的一次:“一年在西南某地,翻山越岭查找了当地的几个文史部门,空跑一趟,一无所获。”

  档案管理和接收是确保档案工作质量的关键环节。刘义权作为一个“老档案”,在这些工作中坚持原则,敢于较真,铁面无私,是出了名的“死心眼”。

  最好笑的一次:“因为出差特别多,一些同志就用谐音称刘义权‘溜一圈’,逗他:老刘,这次你又去哪里溜一圈了?老刘摇头苦笑:还溜一圈,累死了!”

  有一年,全军组织档案达标验收,刘义权和考核组的同志到总部有关部门直接抓的一个档案工作达标试点单位检查验收。检查组的同事看到这个单位档案柜很豪华,分类标识很精致,卷盒排列整齐划一,准备在验收单上签字。刘义权却对照考核标准,打开卷宗一卷卷认真检查,发现档案整理、分类编目不符合规范要求。

  “老刘啊,这辈子真是个苦行僧!他生病后,同事们梳理他一辈子走过的足迹,发现他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跑了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300多个县市……”沉思片刻,李凤明这样说:“全军档案工作者有几千人,老刘从事档案收集工作的时间最长、吃苦最多、贡献最大。说他是我军历史长河‘淘宝第一人’,毫不夸张!”

  刘义权说:“你们这是在做表面文章,外面光里面糠,不符合达标要求。”

  看到好的东西,他就心里痒痒,眼睛发亮,软磨硬泡也要把档案收集回来

  同事劝他说:“这是总部抓的试点,工作亮点很多,能过就过吧,别较真了。”

  “现在全民收藏热,档案和文物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收集越来越难。”档案研究处处长丁家栋案头,有一本《粟裕档案目录》。

  刘义权坚决不同意签字。他的“较真”对该单位触动很大,用了3个月时间进行专项整改,真正达到了验收标准,成为全军档案达标先进单位。事后,这个单位的领导不仅没有因此怨恨刘义权,还特意聘请他担任“义务监督员”,赋予他“一票否决”的权利。

  他说,不算专业的档案机构,目前国内民间的“红色藏馆”有近百家,收藏“红色藏品”达千件以上的个人也有五六百人,但刘义权收集的粟裕大将的档案最多最全,光是全宗目录就有一寸厚。

  有一次,解放军档案馆接收一大批立档单位的移交档案,刘义权带领接收小组负责档案的检查验收。由于数量多、任务重、时间紧,一些单位希望刘义权“高抬贵手”。刘义权认为,如果档案不规范,项目著录不全,接收进馆后就有可能成为死档案,因此坚决不能降低标准。他一方面严格把关,另一方面具体指导这些单位按规定进行整理和编目。有一个单位差距比较大,刘义权连续十几天用业余时间帮助他们修改完成了3个年度数千条档案目录,为他们立起了“活样板”。
(张万祥 胡耀武 陈浩)

  “有人说老刘占高端优势,你代表解放军档案馆去收集,人家还能不给?其实,也不尽然。一些老同志生前很多宝贵资料是儿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眼中的宝贝。咱中国人,老人留下来的东西,总是个念想,这是人之常情。你要把它收集过来,嘴很难张……”

  但是,刘义权软磨硬泡也要把档案收集回来。记者看到,刘义权收集的档案中,有许许多多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手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帅、聂帅、徐帅、叶帅……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退休干部涂喜清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刘义权拉了一车‘宝贝’回来,有毛主席、周总理生前讲话的老式钢丝录音带,还有照片、电影胶片。我非常惊讶,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来的。后来清点,他这一车‘宝贝’,光是珍贵录像带就有1145盘。原来,馆里音像档案比较稀缺,一度只有4盘!”

  “现在,全社会档案意识空前高涨,竞争非常激烈。每当看到好的档案材料,老刘就心里痒痒,眼睛发亮。这是因为,他深深地知道,解放军的档案应当尽可能地完整,如果哪个历史时期、哪支部队的档案不完整,就会给利用档案研究军史带来很多麻烦。”丁家栋说。

  刘义权征集档案最有传奇色彩的贡献,莫过于找到了“丢掉的红十三军”。红十三军是1930年5月在浙南建立的一支红军部队,在敌后坚持斗争两年多失败。从此,这支部队的历史就成了红军史册上的一个“黑洞”。一年,刘义权从报纸上得知浙江、福建等地市县党史办有200余件珍贵的红十三军档案,兴奋不已,急匆匆买了一张硬座票挤上了火车。到达目的地后,他反复与当地档案部门交涉,在南方雨季里苦苦等了7天,好不容易征集到这批档案,让这支红军部队迷失的历史大白于天下。

  漫漫几十年,刘义权收集来的档案珍品堪称汗牛充栋。但是,在私人收藏家那里,他常常碰钉子。“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彭德怀元帅写过一首词,手迹在上海一个收藏家手里,开口就要8万元。我们的征集费过去一年才两三万,都花了也不够一幅字!”李凤明说:“老刘把一生献给了档案事业,千辛万苦去淘宝,他要是个人收藏家,早就身家数亿,富可敌国了。”

  记者问李凤明:老刘一生收集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沉默半晌,他说:“都珍贵,哪怕是半张纸!”

  他守护的是人民军队的宝贵战略资源,光照千秋万代,惠及三军官兵

  革命圣地西柏坡纪念馆,有一条长长的“电报长廊”,在汉白玉墙上镌刻着当年毛主席指挥三大战役的197封电报的手稿。记者注意到,这些电报手稿很多勾勾画画,涂涂抹抹。可见,当时的决策是多么艰难!

  如今,包括这些电报手稿在内的100多万份我军原始档案,已经成为新一代中国军队将帅学习战争指挥艺术的宝贵战略资源。

  然而,鲜有人知,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还装在豫西山区一个简易库房的近千个麻袋里。刘义权和战友们连续奋战15个月,完成了我军历史档案的分类、甄别、整理、编目,为解放军档案馆建馆奠定了基石。

  更鲜有人知,这些珍贵档案,有的险些湮灭人间。1981年,解放军档案馆准备鉴定销毁10几万份档案材料。刘义权发现,这些档案尽管多数是重复的文稿,但上面有不同首长批示和修改过的痕迹。他认为,这些批示记录了首长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思考决策过程,同样珍贵。于是,他一头扎进故纸堆,挑选出近百件周恩来、彭德怀、黄克诚等军委总部首长批示和批注过的文件。从此,解放军档案馆多了一条规定:“要注意保存决策生成过程中的档案。”

  “如今,这些档案派上了大用场。”解放军档案馆馆长计英春介绍说,每逢军队重大政策出台、重要行动展开,诸如编制体制调整、演习作战、安保维稳、抢险救灾乃至工资改革、编史修志,无不需要参考历史档案。

  据不完全统计,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党和军队重要文献起草、党和军队领导人军事文选编纂、党史军史战史研究、军队院校《战略想定库》的编写、《大决战》影片的拍摄、我军恢复军衔制、国庆大阅兵准备等重要工作的研究论证中,都大量运用了刘义权亲手征集和整理的档案资料。

  “长年累月干档案工作,老刘成为我军‘活档案’。我军成立直到现在,部队移防整编的沿革、驻地行政区划分的变化、地名番号的更迭,都装在老刘的脑子里……”计英春馆长介绍说,每到需要查找档案时,刘义权总是又快又准。

  上世纪80年代,“三峡工程”再次提上党中央、国务院议事日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刘义权配合总部,紧急调阅五六十年代长江三峡水利枢纽防空工程论证方案以及周总理生前关于该工程的指示等12份档案。

  1983年,刘义权受命为我军恢复军衔制查找历史档案,仅用一个晚上,他就查出五六十年代军委总部关于编制评定军衔的指示、意见、草案、决议等近500份档案。总部同志赞不绝口,刘义权却笑着说:“我也想尽快戴上军衔啊!”

  5年之后,全军恢复军衔制。刘义权却成了全军第一批文职干部,不但没有如愿戴上军衔,连军装也没有穿上。

  回忆往事,总参办公厅一位将军深情地说:“今天的每一名共和国军人,摸摸肩上的军衔,都应当记住刘义权这个一辈子没有戴过军衔的老兵!”